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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一下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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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从现代的角度来分析
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嘉靖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穆宗死,他和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国政大事都由他主持,前后当国十年,为人善谋,独揽朝政,是明代最有权威的一个首辅,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不可多得的政治家。当政期间,面对吏治败坏、财政危机、赋役不均、军心涣散的局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①整顿吏治。张居正目睹嘉、隆时期的混乱政局,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僚们“虚声窃誉”,“爱恶交攻”,结果吏治不清,贪官为害,故救时之急务便是刷新政治。万历元年(1573)提出考成法。其方法是逐级考核,随事考成,“抚按以此核属官之贤否,吏部以此别抚按之品流,朝廷以此观吏部之藻鉴。”(《张文忠公全集》奏疏5)以部院考查抚按,以六科监督部院,以内阁督察六科。实行相互制约、监督,借此提高内阁权力。同时,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加强对生员的控制,重用人才,裁汰“冗员十二、三”。结果,行政办事效率提高,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卷213《张居正传》)。②整饬边防,改善民族关系。张居正安定边防的方针是“外事羁縻,内修战守”。当时,北边战守的重心在蓟州。隆庆元年,调任御倭名将谭伦、戚继光主持蓟州防务。戚继光以曾对倭作战的浙兵作骨干,加紧练兵。他根据蓟州地理条件和蒙古兵作战特点,决定使用战车,并以步、骑配合作战。他又修补长城,建筑敌台一千多个,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戚继光整饬边备的工作得到了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从而保证了北边的安全。辽东方面,经过王崇古、方逢时的修边墙,开屯田,战守力量也加强了。至此,长期以来“虏患日涂,边事久废”的局面得到扭转。在边防巩固的基础上,张居正还通过和谈来改善明朝和蒙古族之间的关系。停战议和,互市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水,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省费什七。”(《明史》卷222《王崇古传》)③量入为出,节缩开支。为挽救当时的财政危机,维持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张居正一方面裁减冗官冗费,节省皇室的费用。另一方面,严加催征田赋和清理逋欠。万历初年,下令“自隆庆改元以前逋租,悉赐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征七”。万历二年(1574)规定,拖欠七分之中,每年带征三分。第二年又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并用考成法来严厉督促官员奉行。经过一番整顿后,明王朝的财政收入有了好转。④丈量土地,打击豪强。万历五年下令清丈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竣事。万历九年清丈基本完成,全国田亩数字为701万余项。对豪强地主隐瞒土地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⑤改革赋役制度,实行一条鞭法(参见《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是明朝封建统治者,为了挽救明中叶以后积弱积贫的统治危机而搞的一场改良运动。经过改革整顿,阶级矛盾暂时缓和了,社会经济也有相对的恢复和发展,府库钱粮充羡,边防力量加强,达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在江南,有的大地主占田7万顷。
在朝廷,大学士徐阶一家就占田24万亩。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
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贵族大地主疯狂地掠夺土地,封建剥削的进一步加
剧,激起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接二连三地发生了邓茂七、刘通、蓝廷瑞以及刘六、刘
七等农民起义。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怎样才能将封建统治维持下去呢?地主阶级一些当权人物认为,必须改革政治,寻
求一条自救的道路。在这样的形势下,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得到了推行。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
在明神宗万历年间,连续10年担任内阁首辅(宰相)。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
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
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
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
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
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
京。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
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
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
“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
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
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
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
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
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
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
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
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
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
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
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
经过上述改革,强化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机器,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
“言之必效”,国家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在国防上增强了反侵略
的能力。当然,张居正倡导改革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而是为了巩固明朝
的封建统治。因而,他的变法不可能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能作一些修修补补的
改良,挽救不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的历史总趋势。尽管如此,张居正的改革在一定程度
上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
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死,一些改革的反对派重新麋集,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他们攻击张居正改革“务为烦碎”,清丈土地是“增税害民”,实行“一条鞭法”是乱了
“祖制”。他们下令撤销了张居正死时特加的官爵和封号,进而查抄家产。
张居正的长子被逼自杀,其他家属也惨遭迫害。代表大地主、大贵族势力的封建顽
固派又掌了权,劳动群众生活更为痛苦。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并不乏有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的一代君主享名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协助十岁的小皇帝,推行改革,把衰败、混乱的明王朝,治理得国富民安,人们赞扬他是“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1)。
“救时”,是很高的称誉,这不仅表明他在王朝颓败之际是一位临危制变的大政治家,更以威振一世的非常举措彪炳史册。他的赫赫功绩,堪与商鞅、王安石并立为我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
改革发生在明朝后期万历元年至十年(1573--1582),张居正出任首辅的十年期间。这是国家多事之秋,但究其所处的16世纪这一特定的时代,已不仅是一姓王朝的衰败,而是整个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在王朝末年力图振兴颓势而鞠躬尽瘁的政治家有之,但在封建社会末世,以回天之力使衰老的体制再现活力的唯有张居正得到成功,16世纪末的中国历史,给了他与历代改革不同的背景和机缘。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从秦汉以来到明末,已经延续了一千六百多年。它本身不仅有创立和完善的过程,而且在不断地加强和削弱的反复震荡中发展。多少次农民起义,打翻了一个又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造成封建统治的瘫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仍然沿袭下来,发育起来,愈到封建社会后期,愈益强化。发展到明朝,政治上的集权达到前所未有的强度,连宰相的权力都收归皇帝所有,因此后世都把明朝视为封建专制主义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然而就在这高度强化的专制主义王朝的末年,衰败的景象远远超过汉末、唐末和宋末,这样一种极度强化和极度弱化的势态,共生在同一王朝的始末,是历代王朝从未有的境遇。这一强弱相间相随的的现象,反映封建专制主义体制本身蕴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标志封建专制制度已经百病丛生,沉疴临绝,不进则亡。
张居正就在这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走向政治舞台,留下他传奇的人生。
这个出身湖北江陵的农家子弟,自幼就以神童蜚声乡里,十岁通读四书五经,十三岁作了《咏竹》的绝句:
绿遍潇湘外,疏林玉露寒;
凤毛丛劲节,直上劲头竿。
小小年纪就以竹自喻,显示了他少年时代的远大抱负。这一年他本可以考中举人,主考的湖广巡抚顾* 慧眼识俊杰,看到这少年的不同凡响,故意使他落选,让他经受挫折,以激励他更加奋进。果然,三年后张居正再度赴试,一举成名,时年16岁,成为最年轻的举人。顾* 知道后非常高兴,立即解下随身佩带的玉坠赠给他,鼓励他成为辅国的英才。
张居正少年得志,壮年入阁,运筹帷幄,才智明决。《明通鉴》说: “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代人对他公允的评价。但在当时人的眼中却毁誉纷纷,人们对他是非功过的评论,众口交攻,相互抵捂,不胜其多。在《万历野获编》、《涌幢小品》、《五杂俎》、《定陵注略》、《寄园寄所寄》等明清笔记中,为张居正是否陷害朋友,接受贿赂,
勾结内监,两个儿子蝉联状元、榜眼,是否暗通关节等等,有的责难,有的辩解,褒贬不一,而至“人情汹汹”,这样多的是非荣辱集于一身,在历史上也不多见。
他个人的结局与商鞅、王安石等改革先辈一样坎坷,遭遇到不幸。如果说,这一切在历代改革家的经历中并不鲜见的话,耐人思索的是,导致他身后“鞭尸”,全家遭难的,是他一手提拔、重用的继任首辅张四维,而为他平反昭雪,奔走呼号的,竟然有当初被他廷杖致残的反对派,太子太保、吏部尚书邹元标。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在中国改革史上也属闻所未闻。
历史何以给了他这样的错位?!
二、临危受命
明朝是封建专制制度极度发展的一个王朝。它的统治体制,造成君主绝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官僚政治。从封建社会确立以来,皇帝对处理国家事务有至高无上的独裁权,明初又收回宰相的权力,设置内阁首辅作为皇帝的事务秘书,一切章奏皆由皇帝亲自过目审批,任何人不得过问。凡是断大事、决大疑,臣下只能面奏听旨,事无巨细统统集权于皇帝一身,君主的权力高度膨胀,超过历代王朝。
事物发展到极点往往走向它的反面,由权力高度集中给皇亲贵戚带来更为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销蚀了他们管理国家事务的起码能力,滋养出一代又一代昏愦的帝王。明中叶后,皇帝不临朝成为惯例,嘉靖皇帝深居内宫,修仙炼道,三十年不理政;隆庆皇帝在位六年,极少审批公文,遇有国家大事,听任群臣争议,一言不发,有人竟以为他是哑吧。国初上朝有严格的朝仪,官员稍有失礼要受到处罚,甚至招致非命,大臣觐见都提心吊胆,丝毫不敢懈怠。时过一百多年,到隆庆年间,朝仪早已被人忘却,连怎样进退应答,都没人说得清楚。偶有朝参,大臣们在殿上大摇大摆,高声喧哗,随地吐痰,冒渎君威,不以为意。这种现象,不仅在封建王朝历史上见所未见,到清末都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皇帝,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最高的政治代表,皇帝威权的跌落,意味着中央集权的体制已经驾驭不了它的统治序列,这是统治机器崩溃离析的表现。皇帝长期不理国务,政治重心自然就落到内阁身上,谁成为首辅,谁就能主政,实际上就握有最高的权势,这就必然招致统治阶级内部争夺内阁首辅的尖锐斗争。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徐阶政倒严嵩,高拱又推倒徐阶。李春芳被高拱击败,高拱又被张居正轰跑,几乎一年一变。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官衙无视法令,政多纷更,事无统纪,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愤愤地指出:“嘉隆以来,纪纲颓坠,法度凌夷”(2),“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代”(3)。统治集团的腐败、混乱和失控远比王安石变法的北宋还要严峻。
财政上的困难比政治危机还要紧迫。社会经济最棘手的是土地兼并问题,土地集中私人的规模愈来愈大,皇亲国戚争先恐后地吞并土地,一旦占为已有,就利用特权瞒田逃税,土地被兼并愈多,国家的税收愈少。嘉靖皇帝的四子朱载圳在湖广占有良田数万顷,隆庆皇帝儿子的王庄、王店遍及各地。有爵位的勋臣、有权势的太监、有功名的乡绅,利用他们不纳税、不当差的优免权纷纷抢占土地,各类庄田迅速扩张。“私家日富,公室日贫”(4),税源逐渐枯竭。隆庆五年,全年财政的总收入只有250 万两,而支出达到400 多万两,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政府累年的收
入每况愈下,而皇室的庞大开支却有增无减。隆庆皇帝的宫廷耗费比国初多至数十倍,官员的贪污、浪费和浩大的军费更加重了财政的拮据,国穷财尽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根据《明实录》的记载,隆庆年间的农民起义共有三十多次,年平均数还低于明初洪武年,大都是零星、分散的打家劫舍式的小股队伍,尚未对王朝的统治构成主要威胁。列宁在论述俄国革命规律时,曾经把下层不愿照旧生活和上层不能照旧统治,作为起义成功必须同时具备的两个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不一定同时到来,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激化,统治机构却已经瘫痪,达到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时,却可能先期爆发执政危机。嘉靖、隆庆年间政治、经济的动荡主要来自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这是社会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
在统治阶级中并非没有开明人士力图改弦易辙,但都难以奏效。嘉靖末年首辅徐阶下决心改变局面,把激励自己的口号贴在墙上,吃住不离内阁,通宵达旦地处理公务,裁减冗员,平反冤狱,改善士兵生活,但对时局的败坏并无大补,他自己不久即在敌手的攻击中举筹失措,被迫辞职。继任首辅高拱,早有雄心大志,想大干一场,他认为前任的措施不得要领,因此一反徐阶的作为,把平反的诸臣一概报罢,以“识人才”作为“兴治道”(5)的根本方针,选用官吏不问出身、资历,大力提拔年青官员,规定年满五十的只能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奖掖优秀,惩治贪惰,务求克尽职守。这些都有可取之处,他也因此博得“善用人”的佳誉,但是,他无能通观全局,驾御左右,不久也被罢职。
他们都是首辅中的干才,为了兴利除弊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问题在于,这种改进既不冒犯现存的社会关系,也不干预财政体制,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衰朽的官僚机器进行点滴修缮。改革没有击中要害,更没有触动政治、经济的主要流弊,因而无能支撑破败的帝国大厦,所以,他们都很快地败下阵来,狼狈离职。
张居正则是有识之士中的佼佼者,他目睹时局的败坏,忧心忡忡地写下这样的诗句:
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
目极心如*,顾望但怀愁。(6)
深切的忧患意识,使他无意留恋悠闲的生活,在同僚沉醉歌台舞榭的日子里,他闭门谢客,攻读历朝典章,剖析政务,探索救国兴邦之道;在告病回乡休假的三年间,不辞辛劳走访民间疾苦,立志要廊清天下之患。隆厌六年(1572),意外的机遇来了,这年皇帝病故,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 神宗,即北京定陵的墓主) 。高拱是首辅,为人骄横,在他心目中张居正是下属,高仪年迈多病,都不是自己的对手,唯一能与之争权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在高、冯斗争中,张居正趁机联合冯保,挤走高拱,这年高仪病逝,得以循序升为首辅。他本是小皇帝的老师,又是唯一健在的顾命大臣,得到皇帝的完全信赖。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实际上掌握明帝国的大权,这为他实行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三、成功之道
张居正改革,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
他有句名言: “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 ”这“刚过”,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国,因此也留下“时政苛猛”的诃难,是耶? 非耶? 都已成为既往。历史关注的是,他以什么样的决策,使王朝转危为安,力挽狂澜于既倒!
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从四个方面强国富民,取得显著成效。
(一)、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示大信于天下,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这首先要求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如果不加强朝廷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改革就是一纸空文。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任何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这“尊主权”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所谓“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7)“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8)以做到“张法纪以肃群工,揽权纲而贞百度。”(9)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值得称道的是,他把不法权贵看成“权蝎”(10),认为他们才是真正祸国殃民的大患,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励精之始”(11),提出“锄强戳凶,剔奸厘弊”(12)的主张。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以触动最腐朽、最黑暗的社会势力,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是明显的胆略过人,才高一筹。
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恶势力盘根错结,谁也碰不得,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们绳之以法,是能不能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即面临他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一案,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对辽王的罪行,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改革刚刚启动,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然而,这件事并未难倒张居正,他当机立断,把冯的侄子革职,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法办黔国公,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权,一再宣告: “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13)
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是他最成功的一举。在明代,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负责供应来往官员的吃、住、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明初使用驿站有严格的规定,非有军国要务,不得发给印信乘驿。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兵部和各省抚按,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一张印信使用终身,或是辗转赠送。官员在驿站百般勒索,捕人掠盗,成为酷虐的暴政。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痛加裁革,扫除多年积弊,使人民得到实惠,这是改革取信天下,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
(二)、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张居正认为,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这两股势力的勾结,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源。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打击违法活动,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但是官官相互,历来如此,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那就是捅了马蜂窝,遭到众多的抵制,甚至陷入孤立,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功。主要办法有三条。
其一,从加强监察着手,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所以大官统率小官,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六部和六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内阁不干预,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成,颁行官员考成法,吏部通过询事考言,以言核事,以事核效,评定官员的勤惰,定期考勤,随事考核,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
其二、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向小民头上搜刮,不敢督缴正赋田税,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上动土,谁也不敢出这个头。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以钱谷为考成”(14)的主张,凡是追缴欠税不足的官员,都要受到批评、调离或撤职的处分。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迫使官员打击不法权贵,使贪官无处藏身,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
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资排辈的偏见,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殊属难得。他倡导:“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15)认为立贤无方,唯才是用,即使贱为僧道皂隶,只要出类拔萃,可以位列九卿,作为国家的栋梁。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破格重用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在改革推向高潮时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很快组成精干的班底,形成改革的中坚力量,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
(三)、以均赋役为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
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贵戚和大地主的名下。他们倚仗特权,贿赂官府,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大批的土地、人力流进私人腰包,使国家的税源衰竭。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田多的多征,田少的少征,按亩核算,从法制上说是公平的,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田赋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造成产去税存,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考成法只能解决一部分欠税的问题,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这才能开辟理财安民的新途径。万历五年开始调查,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详审细核,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守法,不敢轻易欺隐,小农免受赔累,国赋按时收纳,扭转了财政亏损。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 “既不减额,亦不增赋,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16)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
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如杂泛、均徭、力差、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
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又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为朝廷运粮,不顾民生,因此大多采用分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分泄河水,这种办法容易淤塞河道,垫高河床,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传统方法,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利用奔腾的河水,冲沙入海,自此多年没有大患,使得黄河两岸“十年弃地转为耕桑,河上万艘捷于运输。”(17)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
(四)、以近民便俗为宗旨,提倡面向实际,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
张居正自从政以来,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受。宋明以来,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它宣扬心外无物,不假外求,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否认客观真理,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学风,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好说大话、空话,鄙薄民生实事。他们嘲讽张居正说:“吾辈谓张公柄用,当行帝王之道,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过誉我矣! 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18)
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商、周、秦、汉王
可惜死的惨, 
明朝的官吏,有名的“一条鞭法”就是他颁布的,对那时的经济产生了好的效应 
张居正
张居正
明朝文臣,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庆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紫禁城里每日设坛修醮,青烟缭绕。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陶醉于《庆云颂》的华面词藻,闭着眼睛将朝政托付给奸相严嵩。严嵩父子趁机为非作歹,贪赃枉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平民出身的内阁首辅(宰相)张居正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以其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一条鞭法,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张居正也应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而被后世誉为“宰相之杰”。
“风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
张居正(1525一1582),字叔大,号太岳。嘉靖四年(1525),当张居正在荆州江陵(今属湖北)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自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四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又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湖广巡抚顾?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工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庆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玉朱载?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玉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土。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手”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踌躇满志。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篙倒台后,徐防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沼,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已,后发生嫌隙。高措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个岁的神宗继位。张居正遂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祟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后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更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末,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傅汉臣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七年(1579)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末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撤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宫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刻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竞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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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百度不搞个游戏搜索引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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